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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歷十五年讀書心得優(yōu)秀1
萬歷十五年,亦即公元1587年,在歐洲歷史上,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(fā)現(xiàn)的時代;而在中國,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,“發(fā)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。這些事件,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(jié),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(fā)生大事的癥結,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?!痹跉v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,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……
固步自封的年代,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,都是不合時宜的,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(fā)展法治的觀點,都是異端邪說。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,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,或走樣;道德純正的人盡管其行為獲得了統(tǒng)治者的贊賞和平民的欽佩,卻難以獲得效仿——無人想去發(fā)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。對他們來說,陽奉陰違,道貌岸然所帶的,比這虛名要現(xiàn)實和功利的多;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。他發(fā)現(xiàn)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,“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秘化”。
一個年輕的、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,在諸多程式阻礙下,只能循規(guī)蹈矩,延續(xù)枯燥。他并不甘心:也許出于負氣,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,此后(1587年)很多年,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——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(xù)。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,“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著充沛的精力,但又無法用之于做出積極的創(chuàng)造”。他的壯志,他的宏圖,已是歷史云煙,難以再續(xù)。立,何其難也,而破,也是千難萬難。
“在按著固定節(jié)奏流逝的時光之中,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,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。”在安逸的光景中,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。于是,一切變得不那么重要,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。安逸,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。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,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。他的苦悶,乃是歷史的悲劇。
世界上有一種人,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“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贊之中。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,也被人遺棄。這就是說,他們雖然被人仰慕,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”。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,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。他們只是“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人物一樣,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(shù)的觀眾”,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。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,他的一生體現(xiàn)了一個有道德教養(yǎng)的讀書人服務于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”。他嚴格要求自己,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。于是他的`所作所為,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。萬歷十五年,歲暮天寒,“海瑞的死訊傳出,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松了一口去,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——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”。
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桿,高尚莫比,嚴以待人,卻無法嚴以律己,甚至寬以待己;相應的,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(jiān)督者,實踐總是別人的事,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,品頭論足。因而他們總是正確,別人多少——如果不是總是的話——有錯。明朝歷史上,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——張居正。“張先生言行不一,他滿口節(jié)儉,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”。據說張居正大人的官轎,32人抬著(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(guī)模),約有50平米,分為會客室和臥室,全套明式家具,還有個獨立衛(wèi)生間。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。這位節(jié)儉的倡導者,以圣賢自居的張居正,竟如此口是心非!
在作者看來,“中國二千年來,以道德代替法治,至明代而極,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”。在人類文明發(fā)展歷程中,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,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。但是將道德——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——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,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。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,乃至被信仰,否則便是虛偽的。然而缺少制度的規(guī)制和約束,在功利主義——毋庸質疑,我們大多數(shù)人是這樣的——作用下,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,成為難堪的所在。而法治,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,從而“使人類的行為服從于規(guī)則之治”(富勒語)。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。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:“這里所說的信仰并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,一種決心,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;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(yè),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,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。”
當前,中國正處于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,書中對歷史的反思,以古為鑒,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,“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、徹底創(chuàng)造歷史的機緣”,創(chuàng)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。
萬歷十五年讀書心得優(yōu)秀2
明史有“稅重民窮”之說。如果意在說明當日官僚貪污百出,無力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,富者愈富,貧者愈貧,言之成理。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,則與事實有所出入。同期英國稅收約銀二千余萬兩,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等。“民窮”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,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。國家的稅率低,受惠者并非農民,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(xiāng)里額外加征。
中國幅員遼闊,情形復雜。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,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,以增益全國財富,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,以均衡的姿態(tài)維持王朝的安全。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晚期的結構,類似“潛水艇肉夾面包”——上面是一塊長面包,大而無當,此乃文官集團;下面也是一塊長面包,也沒有有效的組織,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。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,此即尊卑男女老幼,沒有一個涉及經濟、法制和人權,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。
張居正精明能干試圖經濟改革,申時行中庸誠信試圖建立和諧社會,海瑞奉行儒家傳統(tǒng)道德試圖保持執(zhí)政意識形態(tài)集團先進性,戚繼光實干主義試圖實現(xiàn)國防現(xiàn)代化,李贄清高矛盾試圖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觀,結果他們或身敗,或名裂,或身敗名裂。就連九五之尊的萬歷皇帝,本有中興之愿,但張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轉,天子家事又屢被臣下干預,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愛的女人并肩長眠,早已厭倦在各種典禮上充當木偶的他也終于心灰意冷,怠政三十多年。
帝國的官僚們一意保持傳統(tǒng)與穩(wěn)定,從而喪失了主動性,甚至不惜行事不公。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識形態(tài)作為統(tǒng)治手段。其意識形態(tài)充斥了帝國的各個方面,無論從強度還是從廣度來說,都是空前未有。意識形態(tài)提倡操守,提倡精神追求,不計較個人私利,講求奉獻和犧牲,鄙夷物質利益。這樣,官員們過簡單樸素的生活也成為必需,只能用精神力量補助著體制上的欠周全。
單一意識形態(tài)體制所造成的困局還表現(xiàn)在,它不能承認自己自己存在問題,因為懷疑終極價值,就等于懷疑一切的基礎。如此往復,當問題出現(xiàn)的時候,執(zhí)行者想到的第一個答案必然是掩蓋之。在這個體制之下,因為終極價值理論上的不可懷疑和體制事實上的漏洞百出,整個體制事實上已經淪為一個形式:人人都在用陽的一面,也就是終極價值來掩蓋自己的陰的一面,也就是個人私利。當社會日趨參差多態(tài)之時,體制所要求的單一化,同質化已就不能做到,整齊劃一的集體開始崩解,由己及人的行為方式已經進入死胡同,其必然碰壁。當現(xiàn)實基礎嚴重脫離體制時,體制又不能自我否定,只好強行將現(xiàn)實拉回原初的設定狀態(tài)。但是構成體制本身的官僚階層自身已經發(fā)生了改變,其行為也有所偏差,最后的結局必然是體制的分崩離析。
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,既無資本主義發(fā)展的組織能力,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,為王朝的安全之累。這種維護落后的農業(yè)經濟、不愿發(fā)展商業(yè)及金融的做法,正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?yōu)槁浜蟮拿髑宓闹饕颉?/p>
萬歷十五年公元為1587年,距鴉片戰(zhàn)爭尚有二百五十三年,但是中央集權,技術不能展開,財政無法核實,軍備職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標準,則前后想通。1840年的鴉片戰(zhàn)爭,其情形仍與1587年相去無幾。
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無法局部改造。過去政府與民間的聯(lián)系著重于尊卑男女長幼,純考科舉制度做主。1905年停止科舉之后,上層機構與下層機構更為脫節(jié),滿清之覆亡,更無可避免。
民國肇造后,軍閥割據,也是當然趨勢。新的力量還沒有產生,過渡期間,只能由私人軍事勢力撐持。這私人軍事勢力,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條件的束縛,也只能在一兩個省去里有效。省區(qū)外的競爭,更釀成混戰(zhàn)局面。
國民黨專政期間,創(chuàng)造了一個高層機構,總算技術了軍閥混戰(zhàn),但是全靠城市經濟維持。
共產黨的土地革命,在農村中創(chuàng)造了一個新的底層機構?,F(xiàn)在中國當前的任務,則是在高層機構和底層機構間敷設有制度性的聯(lián)系,才能從上至下,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,脫離官僚政治的壟斷。
中國二千年來,以道德代替法制,至明代而極,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。而潛水艇夾肉面包的結構,也有其根源,主要原因還是受亞洲大陸天氣地理關系的影響。
自小讀史,常有中國不如別人之感,何以日本明治維新,幾十年內就凡事做得頭頭是道,而中國似乎越做越糟?,F(xiàn)在才看的明白,中國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,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有他們海洋性國家的經驗;況且每個國家發(fā)展,也有他們先后程序,而其中最大的差別,則是現(xiàn)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(yè)的法律作為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的聯(lián)系,落后的國家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機構作為行政基礎。
傳統(tǒng)日本好像很受中國儒家學說及佛教的影響,但是因為它國家低處重洋,對外安全,無須中央集權,與中國的結構相差至大。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,國內組織已經商業(yè)化。所以,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進,其實則是長時間的演變,最后出頭露面而已。
因為世界工商業(yè)技術的進步,所有國家都要從以前閉關自守的形勢,將社會生活方法作徹底額改造,以期適應新的世界金融經濟,中外無可避免。西方的民主與自由,以“市民特權”為基點,和日本的大名政權,授權于藏元的情形類似,所以改造比較容易。中國立國以來以貧民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作基礎,農村內部復雜的情形不可爬梳。
今日中國所稱“一國兩制”,驟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宣傳工具,但是荷蘭初成的聯(lián)邦制也實際上是“一國兩制”的表現(xiàn)。英國以兩種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為司法的基礎,利用司法制度不聲不響地使社會融合,也是漸漸由“一國兩制”造成一國一制。但是“一國兩制”不是沒有危險的,美國開國時以保障人權為前提,卻又因聯(lián)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隸制度,終發(fā)生內戰(zhàn)。
在技術方面講,這一國兩制的實行在中國必有很多困難,但是不是不可能的。中國過去在漢朝以儒家籠括發(fā)夾、到家及陰陽家的思想,在隋唐時代又籠括了佛家的思想,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統(tǒng)一??梢姇r勢需要,即不成能亦成為可能。
總體而言,《萬歷十五年》指出道德并非萬能,不能代替技術,尤不可代替法律,但是從沒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,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。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,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。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,不可分割,也不變妥協(xié),如果道德上的爭執(zhí)持久不能解決,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,則遲早必導致于戰(zhàn)爭。
萬歷十五年讀書心得優(yōu)秀3
第一次聽說這本書的時候是在3年前,去年在單位的圖書閱覽室看著小孩們整理舊書,《萬歷十五年》被他們當做舊書要拉走,我隨手抽出留了下來。后來斷斷續(xù)續(xù)翻過一邊,因為之前看過《明朝那些事》,所以書中的萬歷皇帝、張居正、申時行、海瑞、戚繼光等人都還能有些印象,人總是容易對熟悉的事物感興趣,翻閱幾頁慢慢覺得很有意思。這次在北京與成都往返的火車上,又慢慢地讀了一遍,漸漸覺得有點眉目了,就不免的想談談自己的感受。
黃仁宇老先生在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歷史觀,主張要“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,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”,這是讓人對此書頗感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。那天和子墨聊天,也談到了這本書,聽了他的一番見解有些豁然開朗的感覺,更覺得這是一本難得的好書,準備再翻一遍,順便把自己的感受寫一寫。
書中第一章是從《萬歷皇帝》開始的,從京官接到不實消息而開始,一直講到萬歷皇帝下令清查張居正而結束。這里面的故事都是從歷史的故紙堆里檢出來的,大部分都是熟知的,但是里面蘊含的卻是意味深長的東西,慢慢咀嚼很有意思。關于萬歷皇帝和張居正,兩人之間的關系是關系歷史的關鍵性因素,張居正生前頗受皇帝信任,從小就在這位老師的教導下成長,登基之后成為元輔的張居正更是皇帝處理朝政不可或缺的倚重之人,尤其是1578年前后張居正離京前,萬歷皇帝表明心跡稱張先生忠誠上薄云天,講完后君臣感極而泣。如此的信任與被信任,應該是君臣之間十分美妙的關系,可在6年之后皇帝親自下令抄了這位忠誠上博云天的張先生的家。為什么會出現(xiàn)這樣一種截然相反的結果,這里面的原因諸多,但是有幾點是我想要說的:少年時期的影響,在皇帝心中種下了反抗的種子。我先舉個例子。有個父親特別喜歡教育孩子,教育孩子的唯一方式就是拳頭,不管是生活還是學習中出了問題,沒有勸說和引導,有的只有對孩子的打罵。孩子迫于這種威嚴,看見父親總是顯得膽小如鼠而且十分聽話,可就是這個乖巧聽話的孩子,私下里卻說等到他拳頭夠硬的時候,一定會打回去的。這是一種讓人驚愕的回答,難以置信卻又無可奈何,在孩子心中已經種下了恨的種子。萬歷皇帝小時候在張先生的教育下讀書學習,稍有不足,便會在先生和母后的威嚴教育下被處罰長跪,有時的這種處罰會長達幾個小時之久。皇帝年方十歲,就在書法上取得不小的成績,當他寫完字賞賜給大臣的第二天,張先生就進諫讓他不要再在書法這樣的末節(jié)小技上花費時間了,皇帝的日課就取消了書法而只剩經史。皇帝面對這樣的進諫,只能聽從,因為為國大計。從小就被張先生控制著,等到登基以后還是如此,因此那顆種子在皇帝“決心破除他帶給別人優(yōu)柔寡斷的柔弱印象”的激發(fā)下,開始慢慢地生根發(fā)芽了。
“表面看來雖是末端小節(jié),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(fā)生大事的癥結,也將是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”。書中這句話說的非常好,有很強的哲理意味。當皇帝決心改變自己的印象時,首先就要擺脫張先生的巨大影響,再加上官僚集團的推波助瀾,張居正這位權傾一時的政治家被炒被沒就只是時間問題了。極點而后必退,人與人之間總是要有個度才好。有一個朋友講到他一段感情時說,那時他是那么喜歡、那么在乎那個女孩,就連得知女孩所在城市的天有大雨時,也要急促促地一連三五個電話告訴她記得帶傘小心被雨淋。事無巨細的關心,讓女孩覺得要窒息了。后來,當然是以悲劇結束,他以為他那么愛她,而在別人看來完全是“用力過猛”。張先生把絕大多數(shù)精力投放在萬歷身上,從小時候該學什么、不該學什么,到后來登基了之后該干什么、不該干什么規(guī)定的一清二楚,這種打著為你負責旗號的規(guī)定和投入,其實背后還有自己私利的影子,為權為利,最終還是想把別人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。人最難掌控的就是思想,總會產生對自由的渴望,張先生和那套制度剝奪了萬歷皇帝的自由,所以,也就變相地剝奪了他們生前的平安和死后的安定。
歷史的因果關系,恰恰是歷史的關鍵。我們如果拋開歷史這個重大的課題不談,僅僅談自己這個層面,你發(fā)現(xiàn)其實還是一樣的,個人的因果關系也是個人的關鍵。張先生教導皇帝滿口節(jié)儉,以至于皇帝沒有錢賞賜宮女,而他自己卻乘坐一頂32人抬著的大轎子,轎子中內分臥室及客室。這樣的言行不一、生活奢華確實讓皇帝動怒不小。所以,事情總有前因后果,看到結果順著往前走總能查出原因,不可能無緣無故就變得物是人非了,在抱怨、不解的同時,靜下心來認真找找,你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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